收益结构：现货偏“持有资产”，期权偏“交易权利”
现货的收益结构更接近“持有某种标的资产本身”。对商品现货而言，收益主要来自价格上涨带来的资本利得；若涉及可产生持有收益的资产（例如部分金融资产或带有持有便利的商品库存），还可能体现为类似“持有收益/便利收益”的风险溢价补偿，但它并不是像利息或股息那样稳定、可外推的现金流。现货的收益与标的供需、库存周期、运输与仓储约束、替代品关系等高度相关，价格变化是收益的核心载体。
期权的收益结构则是“权利的价值变化”。买方支付权利金后，获得在未来以约定价格买入或卖出标的的选择权；其收益不是线性跟随标的价格，而是由“内在价值+时间价值”共同驱动。内在价值取决于到期时是否处于价内；时间价值来自不确定性与等待的价值，本质上与波动率风险溢价紧密相关。期权的收益可以拆解为对标的方向、波动率、时间流逝与利率/分红等因素的综合暴露，因此同一标的在现货与期权上的“收益来源”并不等价：现货更像是对价格水平的暴露，期权更像是对价格分布形态（尤其尾部与波动）的定价。
风险来源：现货以价格与供需为主，期权叠加波动与非线性
现货的主要风险是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值损益波动，背后是供需与宏观条件的变化：经济周期改变需求，产能与天气影响供给，地缘与政策影响贸易流向，库存与物流约束放大短期冲击。对商品而言，现货还会受到基差与区域价差的影响：不同交割地、不同品质、不同时间的现货价格并非完全同步，仓储成本、运输瓶颈与交割制度都会让现货风险更“现实世界化”。此外，若现货持有涉及融资与库存管理，还会引入利率敏感与流动性风险（融资成本上升、回购条件变化、库存变现能力下降）。
期权的风险来源在现货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并呈现显著非线性。买方的最大损失通常限定在权利金，但面临时间价值衰减（theta）与隐含波动率回落（vega）导致的“标的不动也亏”的风险；卖方则可能承受尾部风险与保证金压力，风险并不等同于“看错方向”，而是来自极端行情下损失加速、以及隐含波动率飙升带来的再定价。期权还存在模型与参数风险：同样的标的价格变化，不同到期、行权价与波动率结构会导致期权价格反应截然不同；波动率微笑/偏斜的变化，会让风险集中在尾部概率的重新评估上。流动性风险在期权上也更突出：深度价外或远月合约可能报价稀疏、买卖价差较大，极端时刻对冲成本上升，使得风险暴露难以按理论值被及时转移。
底层机制：定价逻辑、交易制度与市场参与者结构不同
现货的定价更接近“当下供需均衡+持有成本/便利收益”的结果。商品现货价格会被库存、运输、季节性与交割链条塑形，价格变化经常对应真实世界约束的缓解或恶化；金融现货则更多由贴现率、风险偏好与现金流预期决定。无论是哪类现货，其核心在于“资产本体”的供需与持有条件，因此风险来源更偏向基本面与宏观传导。
期权的定价则围绕“未来不确定性如何被市场标价”。期权价格不仅反映市场对未来价格水平的预期，更反映对未来波动路径、跳跃风险与尾部概率的共识；隐含波动率是这种共识的集中表达。制度层面上，保证金、做市机制、头寸限制与对冲需求会影响隐含波动率的供需：当市场普遍寻求保护时，期权需求推升权利金；当卖方供给充足或风险偏好上升时，权利金可能回落。参与者结构也会改变风险溢价的分布：对冲者愿意为保险付费，做市与卖方则承担尾部风险并索取溢价，这使得期权收益更像是“风险转移的定价结果”。
这种差异与“期货与股票的收益结构与风险来源为什么不同？”的逻辑相似：工具的契约结构决定了收益来自哪里、风险以何种方式暴露。现货是资产本体的价格风险，期权是对不确定性的权利定价，因此期权天然携带非线性与多维风险因子。
归纳：同一标的下，两者关注的不是同一个“风险维度”
把现货与期权放在一起比较，可以把现货理解为对“价格水平与供需冲击”的直接暴露，而期权是对“价格分布与尾部形态”的暴露：现货的盈亏更线性、主要由价格涨跌解释；期权的盈亏由方向、波动率、时间衰减与极端事件共同解释。现货风险更容易追溯到供需、库存、政策与宏观变量；期权风险更容易追溯到隐含波动率的供需、对冲流、流动性与尾部概率的再定价。
因此，两者差异并非来自“同一件事的不同说法”，而是来自契约本质：现货是资产，期权是权利；现货主要承载价格与供需风险，期权在此之上把波动与尾部风险显性化并商品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不同市场里，人们会用不同工具去表达观点或转移风险：现货更贴近基本面与持有条件，期权更贴近不确定性本身的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