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种类越多，越容易出现“同一资产在不同语境下被放进不同抽屉”的困惑：有人按交易所品种划分，有人按会计科目划分，也有人按风险暴露来划分。要看清全球与中国市场资产分类的结构差异，关键不在于罗列品种，而在于比较两套体系的“分层方式、命名规则与映射关系”。换句话说，分类不是清单，而是一种把资产世界压缩成可管理结构的语言。
顶层框架：全球更强调“经济暴露”，中国更常从“市场与监管单元”入手
在全球机构语境里，顶层分类通常以“风险/收益来源”与“权利性质”为核心，把资产先分为传统资产、另类资产与衍生资产三大框：传统资产以股票（权益）与债券（债权）为主，另类资产覆盖不动产、私募股权、基础设施、商品等，衍生资产则作为跨品类的风险转移与合成工具。这样的顶层划分便于回答“资产的现金流来自哪里、对宏观变量暴露于何处、在组合里承担什么功能”。
中国市场的顶层入口更容易从“市场基础设施与监管口径”出发形成结构：例如按交易场所与制度单元区分为股票与基金、债券、期货与期权、银行理财与存款、信托与资管计划等。它同样能覆盖风险与功能，但第一层往往先落在“在哪个市场交易、由谁托管清算、适用哪套信息披露与估值规则”。这会带来一个典型差异：全球体系把“基金”更像看作载体（vehicle），其底层穿透后仍归属于股票/债券/另类等风险桶；而在中国的产品化语境中，“基金/理财/资管计划”常被当作与股票、债券并列的上层类别，分类首先服务于产品管理、合规边界与会计列报。
这种差异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标的会出现“双重身份”：例如REITs在全球资产分类里常被视为不动产风险暴露的一种证券化形态，可能落在“另类-不动产”或“权益-行业/风格”之间；在中国语境中，公募REITs又天然带有“基金产品+交易所上市”的制度标签，容易被放进“公募基金/交易所产品”的抽屉。分类的第一性原理不同，导致目录的第一层就不同。
第二层拆解：同一大类资产的内部结构，全球偏“因子与期限”，中国偏“品种与账户”
以股票为例，全球常见的第二层结构是：地区（美国/欧洲/新兴等）—国家—行业（GICS/ICB）—风格（价值/成长）—市值（大/中/小）—因子（质量、动量、低波等）。这是一套为了刻画权益风险来源而设计的分解树，便于把收益拆成可解释的暴露。
中国股票的内部分类同样有行业与风格，但更强的结构特征是“板块与制度层级”并存：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A股/H股/红筹等，往往与投资者准入、信息披露、涨跌幅制度、交易机制等绑定。于是第二层分类常同时承担“经济属性”（行业、主题）与“制度属性”（板块、上市地）的双重角色。
债券的差异更明显。全球债券第二层通常围绕期限（久期）、信用等级（评级/违约概率）、利率类型（固定/浮动）、币种与发行主体（主权/机构/公司/结构化）展开，核心是把“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拆开。中国债券市场的品种结构更突出“发行与监管口径”：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金融债、同业存单、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融、资产支持证券等，很多边界来自发行制度、审批/注册路径与交易场所（交易所/银行间）。这使得中国债券分类树在第二层就包含了大量“制度节点”，而全球体系更倾向把制度差异下沉到更细层，优先保留可跨市场比较的风险维度。
另类资产方面，全球体系通常把不动产、私募股权、对冲基金、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等作为可并列的风险桶；中国市场则常把“非标债权、信托计划、私募基金、股权投资、项目融资”放在一个更强产品化的语境里讨论。结果是：全球另类分类更像“经济部门+现金流形态”的拼图，中国另类分类更像“合同与载体”的集合。
多维再分类：按风险、流动性、功能与属性，把两套目录映射到同一张结构图
仅靠单一树状目录很难兼容全球与中国口径，因此更稳健的做法是引入“多维坐标系”：第一维是权利属性（权益/债权/混合/或有权利），第二维是现金流形态（分红、票息、租金、通行费、商品便利收益等），第三维是风险来源（利率、信用、股权增长、通胀、汇率、波动率、尾部风险），第四维是流动性与估值可得性（交易频率、报价连续性、估值模型依赖度），第五维是法律与制度边界（是否标准化合约、是否集中清算、是否有强制信息披露）。
用这套维度去看，“什么是“资产分类层级”？从宏观到微观的分类法”里的层级含义就更清楚：顶层用权利属性与风险来源把世界切成大块；中层用现金流与期限/评级等关键参数细分；微观层再落到具体品种、合约条款与交易制度。全球与中国的差异，往往是把“制度维度”放在了不同的层级位置：全球多把制度当作微观层的标签，中国更常把制度当作中层甚至顶层节点。
同样，衍生资产在两套体系中的位置也不同。全球分类里，衍生品常被单独列为一大类，因为它们的本质是“风险的分离、定价与转移”，可以叠加在任何基础资产之上；而在中国的品种目录里，衍生品往往以“期货/期权/互换/远期”等交易品种出现，并按交易所与合约规则组织。若用多维映射，衍生品更像一层“覆盖在各资产之上的工具层”，其结构关系不是并列替代，而是与基础资产构成“标的—合约—保证金/清算”的三段式链条。
资产之间的结构关系：从“并列清单”转向“功能互补与价格联动”的网络
分类的终点不是把资产塞进盒子，而是理解盒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基础的关系是功能互补：股票更偏向承担经济增长与剩余索取权暴露，债券更偏向承担确定性现金流与利率/信用风险暴露；另类资产常提供与传统资产不同的现金流驱动与估值节奏；衍生品则提供把风险从资产本体中“拆分出来单独交易”的能力。将这些关系结构化表达，就接近“资产分类视角下的“风险结构”是什么？”所强调的核心：风险不是单一数值，而是由多个可识别来源拼接而成。
第二类关系是价格联动与传导链条。利率作为折现率会同时影响债券定价与权益估值；信用利差既影响信用债，也会通过融资条件影响企业股权风险溢价；通胀对商品与不动产现金流敏感度更高，同时也会改变名义利率路径；汇率把本币资产与外币资产连接成一张跨境网络。全球体系更习惯用“因子—资产”的二部图来描述这些联动；中国语境下，制度分割较强时，联动还会叠加“市场间流动性通道、准入与杠杆规则”的影响，使得同一风险因子在不同市场的传导速度与表现形式不同。
第三类关系是载体与底层的穿透关系。基金、理财、资管计划、ABS、REITs等都属于“包装层”，它们把底层资产的现金流与风险重新切片、分层或证券化。全球分类常把包装层视为元数据：先穿透到底层再归类；中国分类更容易在管理与统计上把包装层当作一类资产本身。把两者统一起来的方法是建立“载体—底层—条款”的三元结构：载体解决持有与治理，底层决定主要风险来源，条款决定风险分配（优先/次级、回售、赎回、触发条款等）。
归根结底，全球与中国市场资产分类的结构差异，不是“分类对错”，而是分类所服务的目标不同：一个更偏向跨市场可比的风险暴露刻画，一个更偏向在本土制度与产品谱系下的管理与统计。把树状目录升级为多维映射，再把资产看作节点、把现金流与风险传导看作边，就能在两套口径之间建立稳定的翻译层，让“资产如何被分类”回到可解释、可对齐、可扩展的结构化框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