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流动性风险

流动比率把流动资产简单加总后与流动负债对比，容易忽略应收、存货、预付等项目在可变现性与可动用性上的巨大差异。它难以刻画现金流时点、权利限制与压力情境下的折价与融资收缩，因此在资产质量分化时解释力会显著下降。

浮动利率债把部分久期风险转化为基准利率传导与重置时点的结构性错位风险。基准选择、重置规则、贴现曲线与信用利差共同决定其波动来源。

基金净值的波动往往不是简单的“市场涨跌”，而是由持仓集中度导致的分散失效，以及资产结构差异带来的定价因子不同共同塑造。把利率、信用利差、风险偏好等变量放进“因子—持仓—净值”的传导链条里，更容易定位波动的真正来源。

债券的波动并不只来自价格涨跌，而是由利率曲线变化、信用与流动性利差重估、以及现金流兑现与再投资路径共同驱动。把票息、利差与价格波动拆开看，才能看清债券风险的结构来源。

结构性存款的收益由“存款现金流+嵌入期权”共同决定，风险主要来自非线性条款把挂钩资产波动转化为路径依赖的事件概率。利率曲线、对手方履约链条与提前支取等规则，会进一步改变风险的定价与兑现方式。

收益率更像是市场为了承接某类不确定性而支付的价格，而不是安全性的证明。高收益往往对应信息、流动性、期限与尾部状态等风险需要被补偿的结构结果。

银行存款的风险并不主要来自价格波动，而是由银行负债属性、利率再定价规则与货币购买力变化共同塑造。把信用兑付、利率周期、通胀与制度规则拆开看，才能理解其结构性风险从何而来。

财富管理产品的风险根源在于底层资产现金流、估值与交易规则的组合方式。分层、杠杆、赎回条款与对手方安排会把市场与信用冲击通过结构机制放大并传导到净值。

杠杆率低只说明资本对资产暴露的覆盖更厚，属于“损失吸收能力”的刻画，并不自动等于风险更小。把杠杆当作风险本体、混用口径并忽略资产端与负债端的结构，往往是误解形成的关键。

基金规模在货币基金里更像负债端申赎与流动性管理的信号，在股票基金里更像策略容量与交易冲击成本的刻度。理解底层资产、估值方式与制度约束的差异，才能避免用同一尺度误读规模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