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框架：通胀把“名义价格”与“真实购买力”撕开
通胀周期的风险并不来自价格表面波动，而来自计价单位变化对资产现金流、成本与合同条款的再分配。多数资产以名义货币计价，但投资者关心的是未来可兑换的真实商品与服务数量；当通胀上行或通胀结构变化时，名义收益与真实购买力之间出现系统性偏差，风险因此产生。
在结构层面，可以用两条主线理解：一是“购买力折现”——未来现金流在真实意义上的折现率与折现口径发生变化；二是“成本结构传导”——资产背后的生产、运营、融资与税费成本是否能随通胀同步调整，决定现金流对通胀冲击的敏感度。通胀不是单一变量，它包含水平、持续性与分布（能源、食品、服务、工资等分项），不同分项对企业与居民部门的约束不同，从而形成资产间差异化的结构风险。
市场与利率风险：折现率的口径变化与期限错配
通胀周期中的市场风险，核心是折现率体系的“再定价机制”。当通胀预期抬升或通胀不确定性增加，名义利率曲线与实际利率曲线都会调整，资产估值的分母变化往往快于分子。这里的关键不是利率水平本身，而是名义与实际的分解：名义利率大致可视为实际利率与通胀补偿的组合，通胀补偿又包含预期与风险溢价。对固定现金流资产而言，若现金流缺乏通胀联动条款，真实折现率上升或通胀风险溢价扩大都会压缩其真实价值。
期限结构会把风险放大。现金流久期越长，对折现率变化越敏感；而融资端若以短期浮动利率为主，资产端却是长期固定收益，就形成典型的期限错配与再融资压力。这种结构性脆弱不是情绪造成，而是合同期限与利率重定价频率不一致导致的。类似地，通胀指数化工具也并非“无风险”：比如“TIPS 的风险从何而来？实际利率与通胀预期的结构差异”这一表述所强调的，是实际利率波动、通胀补偿变动与指数编制口径之间的偏差会带来价格波动与对冲不完全。通胀挂钩条款解决的是某种定义下的通胀，但无法消除实际利率与指数误差带来的估值风险。
购买力风险：收入端能否“跟上通胀”取决于定价权与合同条款
购买力风险是通胀周期最容易被忽视的结构风险：同样的名义现金流，在不同通胀路径下对应的真实消费能力不同。资产的收入端能否随通胀调整，取决于三类结构因素。
第一是定价权与需求弹性。若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对价格高度敏感，企业难以把成本上升转嫁给终端，名义收入增速可能落后于通胀，从而真实收入下降。相反，若收入来自具有刚性需求、差异化强或供给受限的领域，价格调整更容易发生，但仍取决于竞争格局与监管约束。
第二是合同的“重定价频率”与指数化机制。租赁、特许经营、长期供货等合同往往决定了收入调整的节奏：按年调价、按季度调价、固定上限/下限、与CPI挂钩或与特定成本指数挂钩，都会影响通胀冲击的传导速度。即便存在指数化，指数口径与实际成本篮子不一致也会产生偏差：例如企业成本更多来自工资与能源，但合同只与总体CPI挂钩，便可能出现收入与成本的错位。
第三是税费与会计口径对真实收益的侵蚀。通胀环境下名义利润抬升并不必然转化为真实可分配收益：存货计价、折旧口径、名义资本利得计税等制度安排，会让税负与分红能力与真实经营状况脱节。购买力风险因此不仅是“钱变薄”，而是制度与合同如何把通胀嵌入现金流分配的结果。
成本结构与信用风险：通胀如何沿着资产负债表传导
通胀周期中的信用风险，常通过成本结构与融资结构进入资产负债表。成本端可分为原材料、能源、运输、工资、租金、维护与合规成本等模块；不同模块的通胀敏感度不同，且存在滞后与二次效应。若成本上升速度快于收入重定价，利润率被压缩，现金流覆盖能力下降，信用风险随之上升。
融资结构决定通胀冲击的“放大器”大小。若债务以浮动利率计价或短期滚动为主，名义利率上行会迅速提高利息支出；若债务包含财务契约（如利息覆盖倍数、净负债/EBITDA等），利润波动会触发契约约束，形成被动去杠杆或再融资受限。通胀还会通过营运资本占用影响流动性：同样的库存与应收规模，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下需要更多名义资金，若企业融资渠道收缩，就会出现“量不变、钱不够”的流动性压力。
结构风险还体现在成本与收入的币种与地域错配：输入性通胀往往伴随汇率与贸易条件变化，若成本以外币计价而收入以本币为主，通胀与汇率联动会使成本冲击更剧烈。此类风险来自交易链条的计价安排与结算周期，而非短期市场情绪。
流动性与制度风险：指数口径、交易机制与政策约束的边界
通胀周期常伴随政策框架的调整与市场流动性再分配，制度与机制本身会生成风险。首先是指数与基准的口径风险：通胀指标如何采样、权重如何变化、是否存在替代效应，都会影响“挂钩”资产的实际补偿程度，这与“指数调整风险来源是什么？成分替换与资金流结构”所提示的逻辑相通——当基准的构成与权重变化时，资金被动迁移会改变价格形成机制，使得名义对冲与真实暴露产生偏差。
其次是交易与抵押机制的流动性风险。通胀上行阶段，保证金要求、折扣率（haircut）与风险限额可能调整，持仓需要更多抵押品；若市场深度下降，资产价格对成交量更敏感，折价与冲击成本上升。流动性风险不是“卖不掉”这么简单，而是融资可得性、抵押品可接受性与交易对手风险共同决定的结构结果。
最后是政策与监管约束的制度风险。价格管制、补贴、税制调整、行业监管强化等，都可能改变成本转嫁路径与现金流归属；同时，货币与财政框架的变化会影响名义增长与实际利率的组合，从而改变不同资产的折现逻辑。通胀周期下的资产风险因此具有明显的制度嵌入性：同一类资产在不同制度安排下，风险来源的主导项可能完全不同。
通胀周期把“购买力—成本结构—合同机制—融资条件—制度口径”串成一条因果链。沿着这条链条追溯，才能解释资产风险从哪里来：它来自现金流与成本能否同步指数化、折现率口径如何重定价、以及制度与交易机制如何分配通胀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