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与货币资产常被视为“最基础、最透明”的金融对象,但一旦进入跨境结算、货币政策、银行资产负债表与衍生品定价等场景,分类就会迅速变得混乱:同样是“美元”,既可以是现金、存款、短久期票据的计价单位,也可以是跨境负债、外汇储备、掉期合约中的标的。要把外汇与货币资产放进可解释的框架,需要同时回答三个问题:它们在顶层资产谱系中属于哪一类、内部如何再分层、以及它们与实体经济与其他资产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是什么。
顶层框架:把外汇与货币资产放回“现金—债权—衍生”的层级
从资产分类的顶层看,货币资产并不是与股票、债券并列的“第四类”,而更像是贯穿多类资产的“计价与清算层”。若采用“传统 / 另类 / 衍生资产”的顶层框架,货币与外汇主要落在传统资产中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同时又以“计价单位”与“结算媒介”的身份嵌入债券、贷款、贸易信用等债权结构,并在衍生资产中作为标的或定价基准出现。
在层级分类上,可以把货币资产拆成三层:
1)基础层:现金与准备金。包括纸币硬币、央行准备金、同业清算账户余额等,其经济功能是最终清偿与支付结算。它们的信用来源是主权与央行制度安排,因而更接近“制度性资产”。
2)债权层:可随时兑现的短期债权。典型是银行活期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回购与短期国库券等。这一层在会计上是对金融机构或政府的债权,在经济上承担“类货币”的流动性功能。
3)衍生层:以货币为标的的合约性权利义务。远期、掉期、期权等并不提供直接支付能力,而是提供未来以特定汇率交换货币的权利与义务,其价值由利差、期限结构与波动率等变量决定。
外汇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物”,而是两种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与交换关系。因而外汇资产的分类必须同时标注两端:本币端的计价与记账逻辑、外币端的信用与流动性来源,以及二者之间的期限与结算方式。
第二层细分:按“发行主体—可得性—期限”拆出货币资产内部结构
在货币资产内部,最稳定的细分方法不是按国家或币种罗列,而是按“发行主体(信用锚)—可得性(流动性层级)—期限(久期结构)”三条轴拆解。
发行主体决定信用锚:央行负债(准备金与现金)是最核心的货币形态;商业银行负债(存款)依赖银行体系与存款保险等制度;政府短期债务(国库券)则以财政信用与税收能力为锚。把这些放在同一张结构图上,会发现“货币性”不是二元属性,而是从央行到银行再到政府短债的连续谱。
可得性决定流动性层级:同样是存款,是否可即刻支付、是否受资本管制或外汇管制、是否存在提款限制,会显著改变其在资产分类中的位置。对跨境主体而言,外币存款还要区分在岸与离岸、可交割与不可交割(如NDF相关的非交割安排),这些都属于“制度摩擦”维度。
期限决定久期结构:货币资产常被直觉地视为“无期限”,但一旦进入货币市场与外汇远期市场,期限就成为核心分类维度。外汇远期与掉期把“即期汇率”拆成“即期价格 + 利差/期限溢价”,其结构本质是把两种货币的无风险利率曲线连接起来。由此,外汇不仅是价格变量,也是两国(或两种货币区)利率期限结构的映射。
这也解释了“如何通过分类理解资产的经济作用?”:货币资产的经济作用可以被分解为支付清算、价值储藏、计价单位与风险转移四类功能,而每一种具体工具(现金、存款、国库券、掉期)都只是对这些功能的不同组合与制度实现。

第三层再分类:功能、风险与流动性的多维坐标系
仅用层级树状结构仍不足以刻画货币与外汇,因为同一工具会在不同维度上呈现不同属性。更可操作的方式是为货币资产建立多维坐标系,并在坐标系中标注位置。
功能维度:
– 支付媒介:现金、准备金、可即时转账的存款最典型。
– 计价单位:本币计价的合同、工资、税收与会计体系把货币嵌入实体经济的“名义结构”。外币在本国更多体现为跨境合同的计价工具。
– 储值工具:短久期、高信用、低波动的货币市场工具更接近储值功能。
– 风险转移:外汇衍生品把汇率风险从贸易与投资现金流中剥离出来,形成可交易的风险载体。
风险维度:货币资产的风险并不主要来自“价格下跌”,而来自信用折价、流动性折价与制度折价。信用折价对应发行主体的违约或重组风险;流动性折价对应在压力下能否以接近面值变现;制度折价则来自资本管制、结算限制、制裁与合规门槛等。外汇资产还叠加“汇率风险”这一相对价格风险,使其在风险分类上天然跨越本币与外币两个风险空间。
流动性维度:可以用“最终清偿能力”来排序:央行货币(现金与准备金)处于流动性金字塔顶端;银行存款依赖银行体系的支付与流动性支持;货币市场工具依赖市场深度与回购融资能力;衍生品的流动性则依赖保证金制度、清算安排与对手方信用。这个金字塔结构与金融体系的层级清晰对应:越靠近央行负债,越接近“货币本体”;越靠近市场化工具,越体现为“可货币化的资产”。
与经济结构的对应:外汇是跨国资产负债表的连接器
把外汇与货币资产放进经济结构,关键是把“国民经济的名义体系”与“跨境资产负债表”连接起来。对一国而言,本币货币资产是国内合同网络的记账单位与清偿媒介;外汇资产则更多出现在跨境交易与国际投资的资产负债表中,承担国际支付与外部约束下的缓冲功能。
从结构关系看,外汇把三类对象连成链条:
– 贸易与经常账户现金流:进出口结算把企业的收入成本与外币头寸联系起来。
– 资本与金融账户头寸:跨境债务、证券投资与直接投资形成外币资产与外币负债的组合,决定汇率变动对资产负债表的传导路径。
– 官方部门与金融中介:外汇储备、外币流动性工具与监管框架影响市场在压力情景下能否获得外币清偿资源。
因此,外汇并非孤立市场,而是跨国信用结构与清算结构的表面价格。汇率的形成与传导,往往可以被理解为“不同货币区的利率曲线、信用条件与流动性偏好”在同一价格上的投影。若把货币资产视为经济系统的“血液”,外汇更像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血型转换与输血通道”,其分类必须同时标注通道的制度阀门、期限结构与对手方网络。
把这些层级与维度合并起来,就能得到一套更稳定的分类结论:货币资产在顶层属于传统资产中的现金与短期债权,并向衍生品层延伸;外汇作为相对价格与交换关系,贯穿支付、计价与风险转移三大功能,并在跨境资产负债表中充当连接器。用这种结构化方法梳理,才能在面对“现钞、存款、国库券、掉期、离岸与在岸”等看似零散的概念时,仍能把它们放回同一张可解释的经济结构图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