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背后：价差不是“市场自然给出”的数字
很多人看到买一卖一之间的价差，会把它当成市场情绪或流动性好坏的简单结果：活跃就窄，冷清就宽。但从机制上看，价差更像一份“可被定价的服务费”，它对应的是把不确定性、时间成本与对手方风险打包后，在当下成交里一次性结算。
做市商之所以能影响价差，不是因为拥有某种神秘的定价权，而是因为他们在市场结构中承担了一个关键角色：当自然买盘与卖盘在同一时点无法匹配时，做市商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临时“接住”订单，让交易仍然发生。这个“接住”的动作会立刻把风险从交易双方转移到做市商的库存上；价差就是对这类风险转移的补偿条款。于是，价差并非单纯由“供需”决定，而是由“供需在不同时间到达”这一结构性摩擦决定。
结构原因：为什么市场需要用库存来换连续报价
在连续竞价里，订单到达是离散的、异步的，而价格是连续变动的。若完全依赖自然对手盘，很多时刻会出现“想买的人来时只有卖方要更高价，想卖的人来时只有买方要更低价”，交易要么延迟，要么以更大跳跃完成。做市商制度的出现，本质上是把“等待对手盘”的时间摩擦，转化为“由专业中介持有库存”的资产负债表摩擦。
一旦库存成为撮合的缓冲器，价差就不可避免地与库存状态挂钩：
– 库存越接近中性，做市商越愿意两边都报得积极，以提高成交量并赚取点差；
– 库存偏多时，继续买入会加大下行风险与资金占用，做市商会降低买价、抬高卖价，诱导市场来“接走”库存；
– 库存偏空时相反，会抬高买价、降低卖价，吸引卖单来补库存。
因此，做市商影响价差的根源在于：他们并不是被动展示市场价格，而是在用报价管理库存风险。价差的宽窄，是库存调整速度与库存风险承受能力的外显。
报价机制：价差如何由三类成本叠加而成
从第一性原理拆解，做市商的双边报价可以理解为对三类成本的定价叠加：
第一类是库存风险成本。做市商成交后会持仓，持仓就暴露在价格波动中。若波动更大、跳价更频繁、或标的更难对冲，单位库存的风险更高，报价就需要更宽的缓冲。库存风险并不只来自方向波动，还来自“无法及时平掉”的流动性风险：当市场变薄，做市商想把库存转手也会付出更大冲击成本，于是会提前在价差里计入。
第二类是逆向选择成本（信息不对称）。做市商面对的对手盘可能掌握更快的信息：新闻、订单流、跨市场价格变化等。当“更懂的人”来交易时，做市商更可能在不利价格成交，随后价格朝对方有利方向移动。为了抵消这种被挑选的损失，做市商会扩大价差，或在信息冲击时迅速撤单、改价。这里的逻辑与“为什么公司必须披露财报？信息对称机制解析”所指向的同一结构问题一致：信息不对称会改变交易条件的定价方式，而价差就是交易层面的信息不对称补偿。
第三类是资金与运营成本。库存占用资本金与融资额度，尤其在保证金、融资利率、资本约束更紧时，做市商持仓的边际成本上升，报价自然更保守。再加上系统、风控、交易所费用等固定成本，需要通过成交量与点差回收。当成交量不足以摊薄固定成本时，价差也会倾向于变宽。
把三者合起来，价差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市场指标”，而是做市商在每个时点对库存、信息、资本三种约束的联合定价。做市商之所以“能影响”，是因为他们的报价本身就是市场可见的最优可成交条件之一；当他们基于约束调整报价，市场上的可成交价格带就被重新塑形。
激励与稳定性：库存管理如何反过来塑造市场价格路径
做市商的库存管理不仅影响当下价差，也会影响价格如何在时间上移动。原因在于：报价既是交易条件，也是订单流的“引导器”。当做市商库存偏多，他们通过下调买价与上调卖价，使得买入变得不划算、卖出更容易成交，订单流会被推向有利于库存回归的方向；反之亦然。于是，价格并非只被外生信息推动，也会被“库存均衡需求”在微观层面不断校准。
这种校准并不是操控，而是一种系统自稳机制：
– 在单边订单流涌入时，做市商不可能无限吸收，否则库存与资本约束会被击穿；价差扩大、报价后撤，会迫使价格更快移动到能吸引反向流动性的水平，从而让市场在更短时间内重新获得对手盘。
– 在流动性充足、订单双向均衡时，做市商库存更易保持中性，价差收窄，成交成本下降，交易更连续。
换句话说，价差是市场在“连续交易”与“风险承载”之间的动态结算工具：用更宽的价差换取做市商继续站在市场上，用更窄的价差奖励库存与信息环境的可控。这里也能类比“为什么收益率高不代表风险低？风险补偿机制解读”的核心：价格中的额外部分往往是对某种不可分散风险或约束的补偿，价差就是微观层面的风险补偿。
最终，当我们问“为什么做市商可以影响价差”，答案并不落在权力或技巧上，而落在结构位置上：做市商用库存把时间不匹配的供需连接起来；库存带来风险与资本占用；报价机制把这些约束转译成可观察的价差。价差因此成为市场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交易后的统计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