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成本（WACC）的计算逻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把“股权资金的要求回报”和“债务资金的税后成本”按各自的资本占比加权求和，得到企业整体资金来源的综合成本。
WACC由哪几块拼起来：两类资金、两套成本、一个权重框架
WACC的结构由三层组成：资金来源的分类、每类资金的成本口径、以及加权所用的权重口径。资金来源通常拆成两大类：权益资本（普通股、优先股、留存收益等本质上都归为股权资金）和有息债务（银行借款、公司债、可转债中“债性”部分等）。对应地，成本也分成两类：股权成本反映股东对承担剩余风险的回报要求；债务成本反映债权人对固定偿付承诺的利率要求，并且要考虑利息的税盾效应，所以进入WACC时一般用税后债务成本。
权重框架是WACC最容易被“口径差异”影响的部分：权重应该来自资本结构，即股权价值与债务价值在企业融资结构中的占比。这里的关键不是“账上写了多少”，而是“在同一时点、同一口径下，股权与债务各自代表的资金规模”。因此常见做法是用市场口径的股权价值（例如股价乘以流通与非流通合计的股份数）与债务的市场价值或近似市场价值（当债务以浮动利率或期限较短时，账面价值往往可近似）。如果把权重混用为“股权用市值、债务用账面值”，加权结果就会隐含一个不一致的资本结构。
计算步骤拆解：先定权重，再定两类成本，最后做税后加权
把WACC当作一个“结构化流程”更容易避免漏项：
第一步，明确资本结构中纳入的项目范围。一般只纳入“有成本的资本”：股权与有息债务。经营性负债（应付账款、预收款等）通常不作为资本成本的直接组成，因为它们更像经营周转的一部分；但如果某些负债带明确利息或融资属性（例如部分长期应付款、租赁负债），就需要根据合同现金流性质判断是否应计入债务。
第二步，计算权重。先得到股权价值E与债务价值D，再得到总资本V（可理解为E与D的合计），最后把E与D分别除以V得到权重。这里的逻辑是：WACC要反映“下一单位资金由谁提供”，因此权重应尽量贴近边际融资结构，而实践中用当前资本结构作为近似。
第三步，估计股权成本。股权成本的核心逻辑是“无风险利率 + 风险补偿”。风险补偿如何拆分取决于模型口径：常见做法是用市场风险溢价乘以企业相对市场的风险敏感度（β），再加上可能的规模溢价、行业或国家风险溢价等。无论采用何种细分项，其本质都是把股权回报要求拆成“时间价值”和“风险价格”。β的口径也会影响结果：用历史回归得到的β、或用可比公司去杠杆/再加杠杆得到的β，本质上是在回答“企业经营风险”与“财务杠杆”如何共同决定股权波动。
第四步，估计债务成本并做税后处理。债务成本通常从“当前借款利率/债券到期收益率”或“无风险利率 + 信用利差”出发。信用利差反映违约风险与流动性溢价。进入WACC时需要乘以（1-税率）得到税后债务成本，因为利息支出在多数税制下可税前扣除，降低了税后资金成本。税率口径也要一致：用法定税率还是有效税率，取决于要刻画长期稳定税负还是当期报表税负。
第五步，加权汇总得到WACC。把“股权成本乘以股权权重”与“税后债务成本乘以债务权重”相加，得到综合资本成本。这个结果在结构上等价于：企业用不同资金来源拼成一篮子资本，每一份资本按其风险与合同特征定价，最后按占比分摊。
变量含义与常见口径差异：为什么同一公司会算出不同WACC
WACC的差异往往不是因为算错，而是因为变量口径不同。最典型的差异来自权重与债务范围。
权重方面，股权价值通常偏向市场口径，因为股权的“机会成本”由市场定价决定；债务如果有活跃交易价格，市场口径更一致，但很多企业债务分散在银行贷款与非公开融资中，只能用账面近似。逻辑上要做到的是：E与D尽量在同一估值基准下度量，否则权重会把估值偏差放大成资本结构偏差。这个问题与“杠杆率怎么算？债务与权益结构的逻辑关系”高度同源：杠杆率用的债务与权益口径不同，得到的杠杆水平就不同；WACC本质上也是在同一资本结构上加权，只是加权对象从“规模”变成了“成本”。
债务范围方面，有息债务不只包括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还可能包括应付债券、租赁负债、带息的股东借款等。可转债的处理是一个结构性例子：它同时含债性与股性。若以“当前现金流承诺”为中心，可把可转债的债性部分计入D、股性部分计入E；若缺乏拆分数据，常见近似是把可转债先按债务处理，再在股权稀释分析中单独处理，但这会影响权重与债务成本的匹配。
税率方面，税后债务成本依赖税率。法定税率代表制度税负，适合长期稳定假设；有效税率代表当期实际税负，可能受一次性损益、税收优惠、亏损结转影响。WACC作为结构性指标，通常更强调可持续口径。
股权成本方面，β与风险溢价的来源会导致差异。β若用历史回归，反映的是过去价格对市场的敏感度；若用可比公司去杠杆再加杠杆，反映的是“业务风险”再叠加目标资本结构的财务风险。两者的差别类似于在估值指标里选择不同的“分母口径”：比如EV/EBITDA与PE看似都在衡量估值，但一个把资本结构纳入企业价值层面，一个在股权层面度量，口径不同导致解释边界不同。
放到更大的指标体系里：WACC与估值、现金流、风险指标的接口
WACC之所以经常被提及，是因为它处在多个指标体系的交汇处：它既依赖资本结构（E、D、税率），也依赖风险定价（无风险利率、风险溢价、信用利差），还会与现金流口径形成配套关系。比如当用企业层面的现金流（更接近“经营现金流减资本开支”的口径）去做折现时，需要一个企业层面的折现率，而WACC正是把股权与债务的资金成本统一到企业层面的一种结构化表达。这与“自由现金流（FCF）的计算逻辑是什么？经营现金与资本开支结构”在逻辑上是一对接口：FCF回答“现金流从哪里来、扣了什么”，WACC回答“这些现金流由哪些资金提供、资金要求什么回报”。
从结构本质看，WACC的核心变量最终可以归纳为三组：资本结构权重（E与D的比例）、风险与利率水平（无风险利率、风险溢价、信用利差）、以及税收制度（税率与利息可抵扣）。把这三组变量口径统一，WACC的计算就不再是套公式，而是对“资金来源—风险承担—税收影响”三条链路的加权汇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