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的核心风险框架：从“合约结构”而非“价格涨跌”出发
期货并不是对某个现货资产的简单持有，而是一套以标准化合约为载体、以保证金为履约安排、以每日盯市为结算机制、以到期交割或现金结算为终点的制度化交易结构。风险因此首先来自结构：你持有的不是现货本身，而是“未来某一时点的权利与义务”的组合；你承受的不是单一方向的价格波动，而是波动与结算规则共同作用下的资金路径变化。
从风险类型拆解，期货主要暴露在六类来源：市场风险（标的价格与基差变化）、杠杆与保证金引发的资金路径风险（盯市与追加保证金）、流动性风险（合约深度与价差）、结构风险（期限结构、展期与基差收敛机制）、制度与交割风险（规则、交割品、仓单与限制）、操作风险（交易、风控、系统与合约理解偏差）。这些风险并非来自情绪，而是由“合约如何被设计、如何被结算、如何被移仓、如何与现货体系连接”决定的。
保证金与杠杆：风险如何被“结算机制”放大为资金约束
期货的保证金制度常被理解为杠杆来源，但更关键的是它改变了损益实现的时间结构。现货持有者的浮亏可以在不卖出的情况下继续存在；期货的每日盯市把浮动盈亏变成当日现金流：不利变动会即时减少可用资金，有利变动则即时增加可用资金。风险的形成机制在于，价格波动被映射为“连续的现金流出入”，从而把市场风险转化为融资与流动性约束。
杠杆并不只是放大收益与损失的比例，更会放大对路径的敏感度：同样的最终价格结果，不同的途中波动顺序会导致不同的保证金占用与追加频率。只要存在追加保证金阈值，风险就不再仅是“到期时对不对”，而是“过程中是否能持续履约”。这也是为什么期货的风险常表现为被动减仓、强平或被迫移仓等非自愿行为：它们是结算制度与资金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构性结果。
此外，保证金比例、涨跌停板、强制减仓、限仓等制度参数，会把市场波动转译为不同的资金压力曲线。制度并不预测方向，但会改变在同一波动条件下“需要多少现金才能继续持有”的函数形态。由此产生的制度风险并非交易者情绪导致，而是规则对资金路径的硬性约束。
基差与期限结构：从“现货—期货连接”到“展期结构暴露”
期货价格并不等于现货价格的简单预期，它还包含持有成本、便利收益、库存约束、融资条件与交割可得性等信息，因此基差（现货与期货的价差）本身就是一类独立风险来源。即便标的现货价格不变，基差也可能因库存变化、融资利率变化、交割品紧缺或替代品可得性变化而波动。期货合约在到期前通常会向交割条件下的“可交割现货价值”收敛，但收敛路径并不平滑，且受交割制度与现货微观结构影响。
当参与者并不打算进入交割，而是通过移仓来维持敞口时，风险进一步转化为期限结构风险：你实际持有的是一串不同到期月份合约的滚动组合。此时收益来源不再仅是标的价格变化，还包含展期收益/成本，即从近月换到远月时，因曲线形态（正向市场/反向市场）带来的“买高卖低”或“卖高买低”。这与“商品指数风险从何而来？展期与滚动结构暴露”所强调的结构逻辑一致：滚动并不是中性动作，而是对期限结构的持续暴露。
期限结构为何会形成？其背后是现货供需与库存的时点分布、仓储与保险成本、融资成本、季节性生产与消费、以及交割品供给弹性。当库存紧张且现货更稀缺时，近月可能相对更贵（反向市场）；当库存充裕且持有成本更显著时，远月可能更贵（正向市场）。因此，展期结构风险并不是“判断错方向”的结果，而是合约曲线作为一个独立状态变量在变化。
流动性、交割与制度：风险如何在“市场微观结构”中显性化
期货的流动性风险常以点差扩大、盘口变薄、滑点上升、无法按预期价格成交体现。其机制来自合约的集中度与生命周期：主力合约往往更深、更窄，而非主力月份在临近到期或远离主力时可能迅速失去流动性。即使标的价格平稳，流动性结构变化也会改变交易成本与可执行性，进而影响盯市下的资金占用与风险暴露。
交割与制度风险则来自“可交割品”与“交割流程”的约束。交割品等级、升贴水规则、交割地点与仓单制度，决定了期货价格最终锚定的并非抽象的现货，而是特定标准下的可交割资产集合。当可交割资源集中、替代性弱或仓单流转受限时，期货价格可能更多反映交割端的边际紧张程度。限仓、涨跌停、临近交割的规则调整，也会改变参与者在特定时间窗口内的行为空间，使风险从价格层面转移到“能否按规则完成移仓或退出”的层面。
操作风险往往被低估：合约乘数、最小变动价位、保证金计算、交割月规则、交易时段、以及跨品种、跨市场的保证金抵扣与风控参数，都会在波动放大时以非线性方式影响损益与资金需求。期货的结构性风险认知价值在于：理解风险不是从“会不会涨跌”开始，而是从“合约如何结算、如何收敛、如何滚动、如何在制度与流动性约束下被迫调整”开始。只有把这些结构变量纳入同一框架，期货风险才会呈现为可解释的机制链条，而不是表面上的剧烈波动。
